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将共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会是什么历史遗留问题?

有一句话叫狗改不了吃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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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的《北京条约》，沙俄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和一个天然良港：海参崴，也让中国东三省成为了内陆。而海参崴也有了一个俄国名字：符拉迪沃斯托克，翻译成中文就是“征服东方”的意思。

为了开发新占领的土地，沙俄努力的从欧洲领土组织移民，但是由于这里相距欧洲太远，从莫斯科出发需要近一年的时间才能到达，所以，移民效果并不明显，为了加紧开发远东，俄罗斯帝国颁布了宽松的移民法案，宣布中国人、朝鲜人、乃至日本人，都可以定居外东北。从1861年到1881年，仅仅有1.1万欧洲移民达到远东地区。而一江之隔的中国人，更容易来到这片土地谋求发展。

1886年，外东北华人数量达到2.75万人，1897年，增加到4.1万人，由于华人数量急剧增加，引起了沙俄的担忧，为了决定是否继续利用华人，1900年沙俄制造了庚子俄难，屠杀了将近一万名华人，目的是试探中国人在面对屠杀时的反应，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中国人没有任何抵抗，清政府也无力介入，因此俄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那就是“不管有多少华人在远东，俄国都可以随时让华人“清零”。没有了后顾之忧的俄国人继续允许华人居住在远东，因为建设远东需要大量劳动力，但终有一天，远东的建设会完成，到那时候，华人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到了1911年，远东华人数量则为11.1万人。到一战前，外东北华人已经达到20万人左右。这个时期华人约占俄罗斯远东人口的15%，已经成为远东人口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海参崴、伯力这样的大城市，华人占比相当高。比如，1897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参崴人口为28933人，而华人数量为12577人，算上流动人口，华人实际上可能已经超过当地城市人口的50%，成为了主要居民群体。

华人积极参与建设外东北的城市建设，担任重大工程承包商。华人建设了海参崴火车站，滨海州理事会大楼，电报大楼，凯旋门……就连大多俄罗斯军营也是华人承包建设的，可以说，外东北的主要城市，都是由华人劳工一手建立起来的。

在海参崴城市形成之后，华人在商业上也大显身手。1878年，海参崴114家企业中有57家是中国人开的；1895年华商企业数量增至126家，而俄罗斯人开设的企业只有58家。1912年，海参崴全市工商登记中，华商企业进一步增加到1089家。20世纪初，海参崴最主要的商业街道和最繁华的城区，相当部分为华人所拥有。街边店铺牌匾均通行汉字，华人只需掌握汉语便可在城市扎根，生存无忧。

总得来说，在外东北的开发与建设中，华人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令人疑惑的是，华人曾一度成为外东北城市的主要的居民群体，又为何至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20世纪20年代，由于外东北的城市基础建设逐渐完善，华人失去了利用价值，1921年起，苏俄当局开始下手清理中国人。用行政手段逼迫中国人回国，不断查封中国商会，强令中国商户购买国家公债，严格限制华人往国内汇款，导致华商在远东生存越来越艰难。由于苏俄开始实行户口登记和日常生活用品供给制度，绝大多数华人不是苏联国籍，因此苏俄当局拒绝提供生活用品，导致华人的生活也日益艰辛。到1926年，外东北华人数量减至6.3万人，比战前减少了一半多。但是留下来的华人为了在配给制度下获得生活用品，开始改为定居并入籍。但苏俄显然不愿意让这些中国人成为苏联国民---这是出于种族的考量，就连当地土著的黄种通古斯人，都被沙俄和苏联流放或者内迁了，中国人怎么能住在城市里呢？

1929年后，苏俄对华人打击越来越公开化，“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到1934年，外东北地区华人减少至3.1万人，又比1926年减少了半数以上。

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通过决议，责令年底之前肃清海参崴百万街的华人。由于行动引起中国的抗议，联共布在6月17日，又给远东边疆区一道指令：“今后行动更加谨慎，不要给人口实，即让人以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处理百万街。”

这一年，共有4000多名海参崴华人被迫回国。1937年6月，苏俄内务人民委员会颁布镇压破坏分子的决议，12月22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叶若夫下达绝密令：“今后所有中国人，不论其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12月29日夜，远东当局开展第一次大规模抓捕华人的行动，内务人民委员会命名为“中国行动”，本次有1100多名华人被抓捕。1938年2月1日联共布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远东相关问题》的决议，责成把所有外国人从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驱逐出去，逮捕任何涉嫌敌对和反苏行动的嫌疑人，不论国籍皆进行镇压。

1938年2月下旬，苏俄远东当局又针对华人采取第二次大规模逮捕行动，中国驻海参崴和伯力的领事馆给国内发来报告：“连夜搜捕无辜华人多达数百，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

内务部人员到华侨家中挨家挨户搜查，逃脱的华侨跑到领事馆门前，要求进入避难达一千多人，大家彻夜不归，“群情惶骇，不可言状”。这次被抓捕的华人达2005人。事后，中国驻苏使馆对苏联发出最严厉抗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则辩称华人多数是破坏分子，并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3月下旬，又开展了对华人的第三次抓捕，这次行动更为彻底，内务人民委员会直接在大街上抓人，抓捕对象也不再限于成年男子，妇女儿童也不幸免，很多侨民欲逃亡领事馆躲避，都被中途拦截带走。这次抓捕行动进一步带走3082人。

从1937年底到1938年3月，仅仅滨海州被抓捕人员就至少6000多中国人，而此前一年领事馆统计华人数量为11000人，半数以上的华人被逮捕。而整个远东地区被抓捕的华人达到11000多人，约占华人总数的60%以上。这些被抓捕的华人被如何对待呢？按领事馆给国内发来报告称，肃反机关对这些抓捕的华侨严刑拷打强迫他们承认罪名：“被捕之人多有被勒令站住热火锅炉旁拷问口供情事，侨情疑虑恐迟早将不免……被捕华侨食不果腹，且有遭到刑讯致死者。”

1938年4月27日至5月27日，内务管理局仓忙编织卷宗，进行审判，最终3123人被枪决。其余被送进劳改营，多数惨死于劳改中，比如，1938年一次抓捕中，以非法越境罪被判决流放的270名华人，在劳改营中有269人被饿死、冻死，仅有1人因为是厨师幸免于难。即使是那些已经加入苏联国籍的华人，在镇压中也无例外。例如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下令逮捕列宁学校的180名华人师生，他们多数经过草率审判就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