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有哪些细思恐极的细节?
1980年,北京火车站发生特大爆炸,邓公召开紧急会议,直接改变延续了20年的国策。
事故发生在1980年10月29日,这天北京火车站二楼突发爆炸,10名旅客身亡,89人重伤,现场还留有84发子弹以及126块人体组织。
令人胆寒的是,这并非一场意外,爆炸刚结束,外媒便宣称这是恐怖袭击,紧接着,两封恐吓信被送到了北京公安局。
这桩特大爆炸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邓公又为何召开紧急会议终止国策?
突如其来的爆炸
1980年10月29日,这天北京火车站人满为患。
作为全国最大的车站,北京站当天的人流量直逼20万,而二楼的候车厅里,有8000多名旅客正在焦急地候车。
时间来到下午6点15分,天色昏沉,此时候车厅的旅客绝对想不到,一场特大爆炸即将到来。
15分刚过,只见一声巨响传来,整个二楼候车厅乱作一团,紧接着,旅客开始疯狂往外逃窜。
而北京站外的路人,则明显感觉到脚下一震,起初,众人还以为发生了地震,直到十几秒后,北京站上方冒出滚滚浓烟,他们才意识到:
北京站出事了!
果不其然,当警方赶到现场时,爆炸已经相当严重,根据勘察,警方找到了爆炸中心,那就是位于二楼的候车厅。
此时北京站已经一片恐慌,无数乘客争先恐后地往外冲,警方挤进候车厅时,眼前的一幕相当惊悚。
爆炸波及范围达到了700多平米,整个候车厅的玻璃和设施全被炸飞,在狼藉的地面上,还残留着103块钢片、84发子弹头,以及126块被炸烂的人体组织。
在爆炸中心的4.5米的地方,还躺着一具男性尸体,根据初步观察,这具男尸双臂被炸飞,右腿被炸断,尤其是腹部受损最为严重,腹部表皮已成黑炭,而内脏则被炸得往上翻。
与此同时,受伤的旅客也不在少数,足足有89人奄奄一息,为了安置这些受伤旅客,警方只好加派人手,整整580名警员加入搜救。
可即便是及时送医,有9名旅客还是在中途失去了生命体征,至此,爆炸共计10人殒命。
当然,事情发生到这里仅仅是一个开端,还没等警方调查出爆炸原因,外媒的舆论便先一步到来。
有媒体称,这是一场恐怖袭击,在此次爆炸之后,将会有更大的阴谋袭来。也有媒体在传谣,之所以攻击北京,这是有人蓄意报复。
由于事情重大,加上媒体谣言影响,邓公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下令:
务必严查爆炸原因!
随着警力加派,调查人员很快便找到了蛛丝马迹。
首先,在候车厅里,他们检验出了硝酸铵、黑索金、TNT、以及二硝基重氮酚,4种爆炸成分共计2斤左右。
如果是意外爆炸,现场绝不会出现这些炸药成分,整整1公斤的炸药量,很明显这是有人蓄意策划的爆炸。
其次,爆炸中心的男性尸身最为可疑,其他9名牺牲的旅客,虽然被爆炸波及,但他们身上的创伤都比不上这具男尸。甚至整个候车厅的受损处,都赶不上男尸的爆炸程度。
根据这一线索,警方推断,男尸处于爆炸中心里,或者换一句话来说,炸药就安放在他身上。
紧接着又是7小时的搜查,幸运的是,这次警方有了新发现,在爆炸残留物里,警方找到了16块电池碎屑,这些电池和现场的电线相连,也就是说,炸药很可能是通过手动按键,随后电流发火引发爆炸。
根据以上3条线索,不难推断,男尸极有可能就是爆炸真凶。
可他为什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制造这场爆炸呢?这具男尸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
这些问题还没查出答案,新的危机又接连到来,2封恐吓信被送进了北京公安局。
信中写着两句话,一是“要制造比火车站大七七四十九倍的爆炸”,第二句则预告着“下一次的爆炸将发生在外宾中”。
两封恐吓信究竟从何而来?它和爆炸又有何关系?
真凶浮出水面
1980年,北京火车站突发爆炸,3粒小米揪出真凶:竟是军人出身!
回到这年10月30日,从现场残留物中不难判断,爆炸完全是人为,而真凶很可能就是最中间的那具男尸。
为了尽快破案,警方将注意全转向了男尸。
可男尸的面目早已被炸烂,无法辨别相貌,案件便迟迟无法侦破。
此时北京警方可谓是顶着莫大的压力,要知道,北京站是全国最大的火车站,就在不远处,不少高层领导就居住在此。而真凶能在火车站制造爆炸,这就意味着,高层领导们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再加上诸多外媒谣言,北京警方不得不咬紧牙关,他们立马成立专案组,并从全国各地调来了法医等技术类专家。
经过三天的面容恢复,有专家还原了男尸的长相,此人身高大概在一米七,年龄应该在30到40之间,另外,他四肢发达、皮肤粗糙。
鉴于以上特征,警方能初步推断:
男尸生前可能长时间从事体力劳动。
随后,专家又对男尸的着装进行了勘察,虽说男尸衣着已经被炸得七七八八,但根据残余的布片,专家还是得出了结论:
男尸上身穿着劳动布衣,而下半身穿的,则是军用棉裤。
更令人奇怪的是,男尸的裤兜里,竟然装着大量军用物品,此外,在男尸身上,警方还发现了3粒小米。
这种小米产自北方,并不是用来食用的,更多的是用来钓鱼作饵。而男尸身上的衣着,根据形制也可以判断出,它们产自北京。
这些证据充分说明,男尸很可能在北京地区居住或工作。
但至于男尸的真实身份,这还有待调查。
从案发当天开始,警方便开始散发寻人启事,在寻人名单上,警方公布了男尸的主要信息,而这些名单被下发到军队、工厂、农场以及学校里。
不得不说,此举反响颇大,寻人启事刚一贴出,便立马有群众上前举报,众人都表示自己认识此人,但等警方继续往下盘问,这些群众的证词却又漏洞百出。
很明显,这群人只是为了获取赏金,而非真正的知情者。
直到1980年11月2号这天,警方打听到了一个人,这人是山西拖拉机工厂的工人,平时爱好钓鱼打鸟,他的家中常备的鱼饵品类,和男尸身上的小米完全重合。
根据这一发现,警方连夜赶赴山西,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山西这家拖拉机厂果然有问题,厂长表示:
厂内有一名叫王志刚的人在前几天失踪。
工厂出勤表显示,王志刚失踪的那天是10月28号,而北京火车站被炸,正好发生在29日,高度重合的时间,这让警方立马怀疑起了王志刚。
这还没完,眼看警方来袭,之前的工人也提供一条关键信息,那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他曾送过一袋小米给王志刚。
失踪时间加上工友证词,王志刚的怀疑再一次加大。
随后,警方立马来到王志刚家里,接受调查的是王志刚的弟弟,看着寻人启事上的照片,弟弟表示十分眼熟,但唯一对不上的地方便是:
哥哥王志刚是白头发,而寻人启事上的人却是黑头发。
出于谨慎,警方来到了法医的研究室,有报告显示,男尸的头发虽然是黑色的,但其根部却是白色的,不难看出,男尸生前进行过染发。
在诸多证据对照下,男尸的真实身份呼之欲出,他就是拖拉机工厂的王志刚!
虽说男尸身份被查清,但案件依旧疑点重重。
一方面,根据弟弟的表述,哥哥王志刚是个文化人,他早些年当过知青,后又在铁道兵部队服役,等到1975年,王志刚才进入拖拉机厂工作。
一个有着部队背景的人,为何会在北京站制造爆炸呢?
另一方面,王志刚从10月28开始失踪,仅仅在一天之后,他便从山西来到北京安放炸弹。
抛开路程,王志刚的时间所剩无几,他究竟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制造炸弹的?
这两个疑问的答案,恐怕跟王志刚的经历脱不开干系。
邓公的紧急会议
1980年,一退役军人炸北京火站,随后邓公召开紧急会议,下令修改国策。
从军人沦为爆炸嫌疑犯,在此期间,王志刚究竟经历了什么?这就不得不从1950年说起。
这一年王志刚出生在北京,在崇文区的胡同里,王志刚成为了少数文化人。
1968年,王志刚初中毕业,应知青下乡计划,王志刚来到了山西省工作。
在山西万荣县待了5年后,王志刚进入铁道兵部服役,此后王志刚在此度过了3年部队生活。
到了1975年,王志刚再次来到山西运城,在当地一家拖拉机工厂里,王志刚成为了一名工人。
从表面来看,王志刚的经历没有任何漏洞,但仔细一推敲,其中却大有问题。
算算时间,王志刚进入工厂已经是25岁,从25岁到30岁,王志刚始终都是一名不起眼的工人。
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能接受这样的命运呢?更何况,王志刚还在部队待过,他本以为,下乡过后就能重回北京任职,但没想到的是,他最后却只能在工厂里打工。
长期生活在不满中,这让王志刚有些懈怠,而懈怠的结果便是,薪酬微薄,一个月下来到手的钱不到30块。
生活捉襟见肘,前途一片黑暗,在这种绝境中,偏偏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意外发生在王志刚女友身上,1968年,两人一同下乡务农,但到了1980年,女友却回到了河北,而王志刚却还在乡下的县城里工作。
两人已经30岁,早就超出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为了尽快完成婚事,王志刚向领导提出,想要调回北京工作。
可工厂的名额十分稀缺,再加上王志刚平时做工懈怠,不管他如何恳求,这几个名额始终没有落在王志刚头上。
等不到王志刚,女友只好另寻他人,剩下的王志刚,却只能活在煎熬中。
他开始埋怨领导,也埋怨工厂,王志刚的心理渐渐扭曲,就在1980年9月份,他彻底爆发,一场邪恶的计划也油然而生。
9月7日,王志刚找到工友,他声称自己准备去炸药,为此从工友那借来了200克黑索金炸药。
同一时间,王志刚又在其他工友那借到了子弹等物品。
10月15日,王志刚光顾了一家理发店,理发店老板是他的熟人,恰巧老板外出有事,王志刚便主动请缨帮他看店。
实际上王志刚却在此制作炸药,他将黑索金、硝酸铵、TNT、二硝基重氮酚混合,随后又利用电池制作了简易的遥控装置。
等到10月28日,万事俱备的王志刚开始行动,他买了一张到北京的车票,在临走当晚,他曾给好友写过一封信,信中只有一句话:
我走了,永远地走了,你们不用找我,今后我们也不用再见面。
此时的王志刚早已下定决心,他要在北京火车站制造爆炸,以此来宣泄心中的不满。
10月29日,王志刚抵达北京火车站,下午时分,王志刚将炸药藏在下腹处,他利用电池打出火花,就在这一瞬间,炸药“轰”地炸开。
王志刚被炸出去的同时,整个火车站的候车厅都四分五裂,89人重伤,10人身亡,这一切都是王志刚的手笔。
虽说案件前因后果已经查明,但此事对我国的影响并不小,邓公在破案后立马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中只提到了一件事,那就是:
停止施行20多年的知青下乡活动,原本的知青办并入劳动总局。
在邓公看来,王志刚此举虽然不妥,但期间也暴露出,知青的工作安排存在极大问题,只有妥善安置知青,才能避免此类悲剧发生。
从会议召开到1985年,几乎所有下乡的知青都回到了原本的城市,并在当地政府安排下,获得了一份合适的工作。
或许王志刚一案是一场悲剧,他被生活逼上了绝路,但他万万不该走上极端,也不该用别人的生命去泄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