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百多年来，题字为何一直用汉奸郑孝胥的字？

现在交行用的确实还是郑孝胥的字。至于为什么顾不上这个遗老汉奸的臭味，捏着鼻子也要继续用他的字，主要是涉及一个正统之争。

交通银行创始于1908年，在民国时期是四行二局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1949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交行也像很多机构一样分为留守和迁台两部分。留在大陆的部分后来被中国人民银行统一收编，在台湾的部分则于1960年复业，但是失去了“国家银行”的地位，1975年被指定为工业专业银行，1979年改制为开发银行。

大陆这边，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商业银行的职能被央行一肩挑了，一直到改革开放，才恢复设立商业银行，并相继设立中建工农四大国家专业银行。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加速，为了走出一条新路，国家决定成立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

有个历史悠久的老招牌，才好显得威信卓著。翻翻民国的老招牌：中央银行没法叫，中国银行已经有了，农民银行和农业银行冲突，交通银行就这样再次进入了历史的进程。于是着手组建，但是名义上是恢复。当然这事没跟对岸的那家交通银行商量。

新组建的交通银行开始做国际业务以后，问题来了，这两个交通银行看上去一模一样，中文名称、英文名称，甚至行名题字都完全一样，导致国际业务中很多人分不清，不少国际汇款汇错了地方。台湾那边的交通银行很气啊，你可是从哪儿来的啊，我资历比你老，就算不从1908年开始算，从1960年算我都比你早了小三十年呢。申请仲裁！跟你打一场官司，教训教训你这个欺世盗名的小字辈。

啥？“小字辈”？大陆这边的交通银行一听都乐了，反手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翻出了当年交通银行成立时的全套资料，还包括历年来发行的纸币。而台湾的交通银行什么史料档案都没有，连纸币档案都不全，恨只恨　蒋公在胜利转进小岛时只顾着往船上搬金银细软了。这场争端的结果，自然是资料齐备的大陆交通银行赢下了正统之争，台湾的交通银行倒成了那个欺世盗名的。真是万万没想到，小丑竟是我自己。在这个背景下，郑孝胥的名声虽然臭，但是他的题字是万万没办法舍弃的。

这场正统之争的后续，是台湾的交通银行将自己的英文名称改成了Chiao Tung Bank，而Bank of Communications的英文名称则为大陆的交通银行独有。2006年8月21日，台湾的交通银行与同样在台复业的中国国际商业银行整并为兆丰国际商业银行，为这场正统之争画上了最终的句号。

再多说几句。有的知友说郑孝胥“算不上汉奸”，只是“思想停留在封建帝制”云云，要是一个出任伪满高官、同关东军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东北实际统治权的）的人还不算汉奸的话，那真不知还有什么样的人能算是汉奸。末代摄政王、溥仪的生父载沣算不算“思想停留在封建帝制”？他在溥仪跑去东北当傀儡伪皇帝之后，不但严词拒绝伪满的邀约，并且常年写信痛骂溥仪投日求荣，数典忘祖。“封建思想”什么时候都不能作为当汉奸的挡箭牌。

至于郑孝胥，其书法水平确乎一流，所谓“鬻字沪上，年入二万金”。曾有人把民国时期的书法分为五个流派，为：吴派（吴昌硕）、康派（康有为）、于派（于右任）、郑派（郑孝胥）和李派（李瑞清）。但郑氏晚节不保，声名狼藉，给他的书法地位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很多研究论述民国时期书法的专著都特意绕开此人，避而不谈，他的一些题签也都不便再用。在此另举一例：1915年出版的《辞源》，书名题字也是郑孝胥——

该书在1958年重新修订时，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条主张就是书名题字“不用郑字”，改为采用集字，将此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征求大家意见。语言学家王力复信表示赞同，说“书名题字赞成从《玄秘塔》中选‘辞源’二字，若请当代书家题签也未尝不可”；而另一位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则在复信中激动地表示：“不用郑字，至当不易。”这就是因为郑孝胥的名声实在太臭，其字不好沿用，哪怕这两个字是当年商务印书馆花费五百两白银的巨资从郑的笔下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