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建制左派这么自相矛盾的结合体？

如果你读过马克思的原著，尤其是读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你会发现很多有趣得让人惊讶的事情。

革命从一开始就达到了它的最高点，然后一路后退，直到退回到似乎比起点更低的地方去了。它以反对高度资产阶级化的七月王朝的统治始，以得到了一个法国人的皇帝止。

无比仇视共和的保王党，到了共和制度即将夭折的时候，是共和制度最后也最坚决的捍卫者。

敌对阵营其实是自己得以立足的前提，当把敌对阵营消灭掉以后，面对那些原则上大体一致，不那么敌对的敌人时，却发现自己无比脆弱和软弱。例如，小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和大资产阶级叫板，是因为在有工人阶级和后者对抗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依然还有，用今天简中互联网的话说，统战价值。但是，为了捍卫私有财产，小资产阶级又一定会站在大资产阶级一边反对乃至镇压工人阶级，就像今天知乎上的赛博意识形态所反映的这样。不过，随着工人阶级被打垮，小资产阶级就是下一个清算对象，这正是1848年法国革命中发生的故事。

议会共和制度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但是资产阶级直接的政治统治却可能伤害资产阶级自己的利益。不同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竞争，议会正是用于协调不同资本利益的。但是大量利益各不相同的资本在议会中频繁吵架，又会导致政局不稳。因此共和国有退回到专制体制的趋势。实际上如今的所有主要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行政权都已经远比过去设计之初的权力大多了，而理论上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却不那么重要了。

行政权一经产生的确会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或者理解为它突然具有了生命也不奇怪。为此它甚至要反过来创造维持它自身的一个虚假的阶级来和其他“真实的阶级”对立。

表面上，共和国把国民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即人民主权的实现。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布尔乔亚的意志被上升为了法律。但一旦这种意志取得了统摄整个社会的地位，它又会反过来塑造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不是那种拿着大喇叭强行灌输其实没人信的所谓“意识形态”，而是你在生产生活中自然而然接受的，并且将其看成是自然（换言之非历史）的规则。所以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法律被提升为全体国民的意志。

表面上，立法权对行政权具有了绝对优势，但实际上立法权只是自以为建立起了精神上的权力，而把实际的权力给了行政权，毕竟议会没有把手一插到底，掌管社会方方面面的能力。表面上行政权无法通过任何合法的手段反对立法权，但这就意味着行政权可以使用自己实际的权力非法的反对立法权。

表面上，通过设定最低票数限制了任何可能的对宪法的修改。但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维护宪法（换言之宪法代表其利益）的一派就有落到极少数派的风险，或者不如说他们早就（无意识的）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波拿巴越是想要坐稳皇位就越是需要折腾，折腾不仅是为了打击一切潜在的威胁者，也是为了通过冒险来塑造自己克里斯马的形象，为了使自己不断对一切施加影响力。但他越是折腾，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破坏越大，越是造成全盘混乱，最终又反过来破坏他皇位的基础。

附几段经典原文：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汝将以此获胜！”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从这时起，那些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的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谋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三脚祭坛，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打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的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53]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刚刚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5月15日和6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没有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它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

　　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包含着各种惊人的矛盾的最复杂的混合，立宪派公开组织阴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派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patres　conscripti〔参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最卑鄙的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以各自分离作为基础；斗争是以不把斗争贯彻到底作为根本的规律；无谓的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仿佛只是同一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醉心于极小气的倾轧手段和宫廷斗争的小丑姿态，他们这种无忧无虑的作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审判，而是弗伦特运动［注：是指十七世纪中叶在法国发生的反对王权的运动。当时的贵族统治阶级把它称为“弗伦特运动”。弗伦特是一种被禁用的投石器，也是捣乱或破坏秩序的代用语。——编者注］时期的情景；全法国的全部官方天才，在一个人的狡猾的愚钝前面甘拜下风；国民共同意志每次经过普选来表现时，都在群众利益的顽固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表现，一直到最后它在一个骗子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表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一页是被涂抹得灰色而又灰色的话，那就正是这一页。人物和事变仿佛是些颠倒的施莱米尔——没有肉体的影子[65]。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的敌人。如果说，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唤来的“红色怪影”终于出现，那末它出现时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亚帽，而是穿着秩序的制服、红色的军裤。

这样，宪法就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而力求为国民议会保证精神上的权力。可是，不用说，法律条文不可能创造精神上的权力，宪法就在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为它规定总统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举。全法国的选票是分散在七百五十个国民议会议员之间，可是在这里它们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每一单个议员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地方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须选出一个人来凑足七百五十个议员，并不去特别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所选出，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是亲自和国民发生联系。国民议会的各个议员的确反映着国民精神的多种多样的方面，而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和国民议会比较起来，总统是一种神权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恩赐的统治者。
　　海的女神西蒂斯曾经预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样预感到它命该早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共和国的创建人即纯粹的共和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们愈是接近于完成他们那个伟大的立法艺术创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倔强逞性以及他们自己的不孚众望的程度，也就与日俱增。他们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111条来欺骗命运，根据这条规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须经过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讨论，至少必须由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须有五百个议员。可是这只是为了要在他们已经事先预察到自己将来成为议会少数派时保持自己势力的一种无力的尝试，这种势力现在当他们还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就已经一天天地从他们的软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后，在一个特别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给“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一条中，它已经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给它故意发明出来的最高法院（《haute　cour》）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内忙于虚构、讨论和表决这个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议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戒严是制宪议会分娩共和国时的产前阵痛中的助产婆。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末不要忘记，在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是指向人民的）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种发明，这种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抱着永不熄灭的爱情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一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机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是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以便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识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检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末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说：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形式，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必然要产生这种想法，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这种场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树的更高的功劳得到更多的现金报酬，而当它们按某一派资产阶级的命令实行周期戒严和暂时拯救社会的时候，它们除了几个人的死伤和资产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获得实际利益的。为什么军队不可以终于搞出一次对它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戒严，同时把资产者的钱包也搜查一下呢？而且还不应忘记（我们顺便提一提），贝尔纳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时期未经审判就把一万五千名起义者放逐的那位军事委员会主席，现在又是巴黎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了。

　　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结果是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没有让法国从害怕红色无政府状态的未来灾祸中苏醒过来，12月4日，当那些为烧酒所鼓舞的秩序军队根据波拿巴的命令对蒙马特尔林荫道上和意大利林荫道上的凭窗眺望的显贵资产者射击的时候，波拿巴就把这一未来灾祸给资产阶级兑现了。资产阶级曾把马刀奉为神，结果是受到马刀的统治。资产阶级消灭了革命的报刊，结果是它自己的报刊被消灭了。它把人民的集会置于警察监视之下，结果是它自己的沙龙遭到了警察的监视。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结果是它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被解散了。它实行了戒严，结果是戒严实行起来对付它了。它用军事委员会代替了陪审法庭，结果是它自己的陪审法庭被军事委员会所代替。它把国民学校置于教士的支配之下，结果是教士支配起它自己的学校来了。它不进行审判就流放囚犯，结果是它自己未经审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国家权力镇压社会的任何运动，结果是国家权力镇压起它自己的社会的任何运动来了。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作家，结果是它的政治家和作家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钱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抢劫了。资产阶级曾不倦地像圣阿尔谢尼对基督徒那样向革命叫喊说：“Fuge，tace，quiesce！——快跑，住嘴，安静！”，结果是波拿巴也向资产阶级叫喊道：“Fuge，tace，quiesce！——快跑，住嘴，安静！”
　　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Dans cinquante ans，l’Europe sera républicaine ou cosaque》〔“五十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这个二难推论给解决了。它以《république cosaque》〔“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论。无需乎瑟西的魔法就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杰作变成一个畸形怪物了。这个共和国除了外表的体面之外，什么也没有丧失。今天的法国［注：指1851年政变后的法国。——编者注］是在议会制共和国中就具有了现成的形态的。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眼前。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同其他阶级一样低下，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的福利；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这样，议会的多数表示反对宪法，而宪法本身却表示拥护议会的少数，拥护必须执行议会少数决议的原则。可是，秩序党在1850年5月31日和1849年6月13日岂不都曾经把议会多数置于宪法之上吗？它以前的全部政策岂不都是以宪法条文服从议会多数决定为基础的吗？它不是曾经让民主派以迷信旧约的态度去对待法律的字眼，并因为这种迷信而处罚了民主派吗？可是目前，修改宪法无非就是要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而延长宪法的寿命无非就是要罢免波拿巴。议会表示拥护波拿巴，但是宪法表示反对议会。所以，当波拿巴撕毁宪法时，他的行动是合乎议会精神的，而当他解散议会时，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
　　议会宣布了宪法，同时也就是宣布议会本身的统治是处在“多数之外”；议会以自己的决议废除了宪法，延长了总统掌权的期限，同时也就是宣布说，当它本身还继续存在时，宪法既不能死亡，总统的权力也不能生存。它未来的掘墓人已经站在门前了。当议会正忙于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波拿巴撤销了表现得不坚决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第一师团指挥官的职务，任命马尼扬将军继任该职，这位将军是里昂的胜利者，十二月事变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由于布伦远征事件因拥护波拿巴而多多少少地出了丑。
　　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定表明，它既不能统治，又不能服从；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和共和国调和，又不能把共和国推翻；既不能捍卫宪法不受侵犯，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谁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控制事变了。这样，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这样一种力量支配，对于这种力量，它在反对人民的斗争中已经一步一步地让出了各种权力，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为了使行政权力的首脑能够更顺利地定出对付它的战斗计划，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秩序党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使议会从8月10日到11月4日休会三个月。
...
　　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卑屈地鼓掌欢迎了12月2日的政变，欢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12月4日轰隆的炮击声报答了11月25日轰隆的鼓掌声，而鼓掌鼓得最起劲的萨兰德鲁兹先生的房子挨炮弹也最多。

　　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力，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够有点作为，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等阶级的物质力量，因而也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特征。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认为自己和资产阶级不同，他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91]的贤明政治的新法令出现。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因为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汲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利益。于是他就以颁布法令、撇开法令和违反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摸索前进，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的法令上盲目抄袭来的那种政府法令的明快果断的作风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
　　工业和商业，即中等阶级的事业，应该在强有力的政府下像温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于是就让出了无数的铁路承租权。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预先知悉铁路租让秘密的人在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但是建筑铁路的资本又没有。于是就强令银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贷款。但是银行应该由波拿巴本人来经营，——因此就应该优待银行。于是银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结算的义务，它和政府订立了极占便宜的契约。人民应该有工作。于是就举办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税负。因此必须使食利者的收入由五厘利息改为四厘半利息，以此来减低税额。但是给资产阶级吃苦药丸要加厚糖衣；因此en　detail〔零买〕酒喝的人民的葡萄酒税增加了一倍，而en　gros〔大批买〕酒喝的中等阶级的酒税却减低了一半。现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可是政府又保证将来团体定会获得奇迹。必须帮助农民。于是就建立了加重农民债负并加速财产集中的抵押银行。但是这些银行必须利用来从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中榨取金钱。可是没有一个资本家同意后面这个在法令中没有规定的条件，结果土地抵押银行也就始终只是一纸法令了，如此等等。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

所以矛盾才是常态。

最后听听导师的教诲：

　我们已经说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巨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注：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象征。——译者注］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或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吗？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眷恋，那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末这只是表明，由资产阶级分化出的两大集团（地产和金融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我们谈论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资格，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曾长期认为，他们是热中于王权、教会和旧日的英国宪法，直到危急的关头才被迫承认，他们仅仅是热中于地租。